比利时中医的历史发展和现状（一）
1 中医传入的历史源流与邻国影响
比利时国土面积3.05万平方公里，北邻荷兰，南接法国，东南临卢森堡，东又与德国接壤，并与英国隔海相望。比利时官方语言是荷兰语、法语和德语，一般民众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医疗从业人员大都会说荷兰语、法语、英语或者一些德语。上述诸多因素都对比利时中医的萌发和发展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
比利时卫生保健知识中心在2011年公布的官方资料表明，针灸是16世纪通过耶稣教会传教士带入欧洲的。到了18世纪末期，在欧洲，特别是法国医学界，对针灸的科学性产生了极大兴趣。1822年英国外科医生James Morss Churchill出版了《针灸》的专著[1]。尽管比利时不是第一个将中医引入欧洲的国家，但从比利时的历史观点和所处地理位置来看，比利时是接受中医较早的欧洲国家之一。其中，荷兰中医对比利时影响最早，法国中医对比利时影响最大，英国中医比利时影响比较散在，主要是集中在20世纪70—80年代，德国中医对比利时影响就比较小。
据现有资料表明，最早将针灸带入荷兰的是Wilhelm Ten Rhyne（1647-1700年）和Engelbert Kaempfer（1651-1716年），他们在日本长崎飞地注册了一个叫荷兰-东方-印度的贸易公司，并在那里居住了2年。他们关于针灸的介绍奠定了针灸在欧洲的基础。荷兰的外科医生Ten Rhyne根据自己在伦敦和坎普弗尔的经验和观察，发表了介绍针灸的文章[2]。据包乐史《中荷交往史》一书记载，针灸也曾经由一位叫周美爷的华人医生于1709传入荷兰[3]。可见，荷兰接受针灸早于法国，而当时的比利时尚属于荷兰领地。二战之后，荷兰当地来自大陆的华人主要是从广东、浙江一带漂流到荷兰的部分船工、棉线和布带贩卖者滞留下来的。上世纪50年代，印尼排华，许多受过荷兰语教育的印尼华人便来到到荷兰，使得华人群体随之扩大。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来自印尼的华人中，每100名便有1个行医，这已是很高的比例[3]。而这些医生中不乏对于中医的痴迷和热爱者，对传播中医起到了积极作用。在1990年笔者就见证过荷兰医生针灸协会的会员有数百人之多，而且绝大多数是来自印尼的华人医生或者是华人的后代在荷兰医学院毕业行医之后再学习针灸入会的。
尽管中医传入荷兰较早，但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医药在荷兰的发展与法国相比，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最显著的区别就是没有专门的中医学校传授中医药知识，中医药从业人员也极其有限，还谈不上规模化的门诊和治疗。而20世纪70年代初的尼克松访华之旅就像春风一般，吹开了中医之花在欧洲的绚丽绽放。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雷斯顿急性阑尾炎术后疼痛，在他接受了20 min的针灸治疗后得到缓解。由于这一名人效应，加上事件过程被辗转叙述，传成了雷斯顿靠针灸麻醉做了手术。无形之中为中医大规模推向海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随后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在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之中，甚至记录了通过针灸麻醉对一位产妇实施剖腹产手术的全过程。这股国际针灸热就如催化剂一般，帮助针灸这一古老的东方医术作为一种补充替代疗法在西方民间稳稳地站住了脚跟。于是便有了落座于荷兰的The Anglo-Dutch College of Acupuncture于1972年宣告成立。这个针灸学院的教育不仅便利了来自荷兰本国学员学习针灸，也提高了来自比利时学员的学习热情，而且，该学院采取了灵活的办学方法，将课堂直接分别开设在了荷兰和比利时两地。一时间前来学习针灸的学员络绎不绝，每年开班招收数十位学员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情。
至今，活跃在比利时中医教学和临床第一线的绝大多数中医教师都是从这个学院走出来的，他们中的学生也已经成为比利时中医临床和教学的主力军，他们也是中医在比利时发展的见证人和推动者。笔者于1990年来到比利时定居之后，立即被该学院聘为兼职教师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年，教授针灸和中药。
欧式耳针学的鼻祖法国医生Nogier P. 早年曾经学习过针灸。据其自称，1950年他曾亲自拜访过一位旅居马赛的中国人用烧灼同侧耳廓后完全治愈了患者顽固性坐骨神经痛的病妇。他看到烧灼耳廓太残忍，于是，便以针刺耳廓也取得了同样的疗效。经过6年研究，Nogier P.医生发明了倒置的胚胎学耳针，于是法式耳针疗法终于诞生。也正是由于法式耳针学的便学特点，在比利时就有很多医生和中医爱好者，首先是通过学习法式耳针进而接触中医针灸的。Nogier P.医生在《德国针灸杂志》1957年3—8月号上发表了他的论文和耳针治疗穴点图，从此耳针进入德国。经叶肖麟氏摘译介绍于《上海中医药杂志》1958年12月号。此学术成果一经公布，立即吸引了中国中医学者的关注，进而促进和推动了中医耳针学的创立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医特色的耳针学[4]。
所以说，目前中医学中的耳针学，其本身的发现、形成和总结提高都是鉴于法国耳针学的基础发展而来的，即如果没有法国Nogier P.对于耳针学的发明阐述，就没有中国耳针学的今天。而法国耳针学的诞生也是受到中医耳穴理论的启发和影响的。如果没有马赛中国耳针的事件，也就不会有法式耳针的今天。目前中式耳针学和法式耳针学兼并相存，互为佐辅。由于中医耳针学简便易学和疗效显著，在“文革”中被广泛用于医学教学，并被广大赤脚医生所使用。
法国对针灸的推广对于针灸进入比利时并得到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越南曾经是法属殖民地，接受过许多越裔华人，这些华人来到法国之后，也将针灸学，甚至是中医学带到了法国，这样针灸学和中医学在法国逐渐开始了传播。比如生于1909年的Ngyuen Van Nghi医生就曾经在越南、中国和法国接受过教育。其一生对医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中医带到了法国，并将之发扬光大。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医生，诸如：Jean-Marc Kespi在中医教育发面也成就巨大，还有生于1919年法国的教父Claude Larre，其在1976年于巴黎创办了中医学校，开始中医教书育人。由于法、比接壤，语言相同，所以，法国医生一经开始中医教学，比利时一些中医爱好者即刻特地前往法国听课学习，并将中医带回了比利时。由于比利时法律层面上明文规定了只有西医医生可以从事医学检查、诊断和治疗，所以，前往法国学习中医的以西医医生居多，而对于那些极其向往中医的其他人士来说，诸如理疗师等，在学习中医之后充其量只能游走在法律边缘，暗中为患者提供中医药治疗，如果一旦被发现或者被举报，将立即发生比较严重的法律纠纷。
比与荷、法、德、英地域相连，文化背景相似，比利时国土虽小，但是，无论是医生还是民众始终关注着中医药这一重要历史和文化进程在邻国的发展过程，对中医的兴趣和热情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患者也开始体验到了中医针灸的神奇及其确切疗效。时至今日，法国、荷兰和英国的中医办班教育仍然吸引着来自比利时的医生和中医爱好者。
2 比利时的中医先驱
明清时代，在中国广州和福建沿海一带，这些地区与内陆相比，他们与海外，特别是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商务贸易和人员交往就已经比较发达，其中不乏为文化往来。也有许多中国人在这个时候移民到了海外。而这些华人中的后代在随后的岁月里有一部分人流向了更远的海外，诸如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等地。而大批移民海外来到比利时的华人主要是在一战时间。应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协约国的要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有14万中国劳工在法国和比利时为协约国挖战壕。按照普遍可以接受的“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医”这一种说法，我们现在只能推论中医在比利时的萌芽可能是源于海外华人的自身健康保健以及逐渐深入的中国文化转播。不过这些怀有一技之长的极少数华人根本不可能堂而皇之在当地悬壶济世，公开为民治病而谋取生存资本，因为从法律角度来讲，华人中医历来没有地位和市场可言的，更不可能被主流社会认可和被大众接受，因为，比利时于1967年11月10日就颁布法律，规定行医者必须取得西医大学文凭。中医逐渐走向前台，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并被民众基本接受只是近40年的事情。
真正促进了中医在比利时本土发展和壮大，笔者不得不提到几位值得敬重的重量级先驱的人物，尽管他们大多都已80岁左右，值得欣慰的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都健在，有好几位还在中医临床第一线工作，并且对过往传播中医的历程还记忆犹新。
Jean Basens 他当年享有比利时医生针灸师第一人的美誉。据称在他被疾病缠身时，西医对其无助，而仅仅通过一次针灸治疗就将其治愈。随后他于1951年前往法国跟随Dr. Roger De La Fuye 学习针灸技术，并于1954年学成回到比利时。1964年他与几位同道成立了比利时第一个针灸协会，并任会长，并相继成立了比利时针灸医生协会、法国Roger De La Fuye医生国际针灸协会比利时分会和国际中医学院。当时在比利时的医生当中从事针灸工作的人数极少。
Francois Beyens 他本人近日在接受我采访时，向我介绍了他是如何热衷中医的，并一再强调指出中医不是他介绍到比利时来的，他对中医做出一点点贡献就是正式向比利时医生传播和教育针灸。1968—1971年期间他专门去了香港，在那里呆了3年，跟师学习针灸。1971年回到比利时开始从事针灸临床。这个时候在整个比利时从事针灸医疗者仍然是凤毛麟角，只有几位西医医生和几位非医生针灸师。Beyens Francois医生随后又辗转去了台湾，在那里继续学习针灸。从台湾回到比利时之后，并于1973年他与几位医生针灸师发起了成立比利时历史上第一个医生针灸学协会，当时仅有12个会员，同年创办了比利时医生针灸学校，开始了面向受过高等教育的西医医生进行正规的针灸教育。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每一年的学员有100名之多。为了学校可持续性发展和节省经费，他提出了所有授课教师都是免费义务教学。也是此举学校发展很快，在市中心地段买下了一栋楼房专门用于教学。该协会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推动针灸的科学研究，阐述针灸的作用机理和医学应用，在比利时为医生建立专门的针灸学校，与其它国家的针灸协会开展联络，收集有关针灸的文献和发表文章。目标确立之后，他们确实做了很大的工作，本想在医学科学院和上层政治方面取得更大影响，可是，事与愿违，绝大多数当地民众对于针灸治疗还没有听说，更不用说是亲身接受治疗。比利时医学界也没有普遍接受针灸这一治疗手段。这个医生针灸协会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除了针灸教育之外，开始融入了中药教育。请来了来自香港的陈启恩博士来比为医生教授中药知识。笔者也于1989年9月应邀从南京中医药大学前来比利时为这个协会授课中药。前来听课的医生除了来自比利时以外，荷兰、卢森堡、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医生也特地赶来，阵容很大，学员中都是临床各科医生以及大学医学教授。
Jos Struelens 如果说Jean Basens医生是比利时医生针灸师第一人的话，Jos Struelens则是比利时非医生针灸师第一人，而且他与针灸的机缘巧合竟然与前者如出一辙。60年代初期，在一次日本摔跤中导致其肩膀受伤。当时既是摔跤指导又是针灸师的教练正好在场，及时施治之后他的外伤得以治愈，并可以继续参加训练。此次亲身针灸治疗结果大大激发了他学习针灸的热情。1961年他远赴日本专门去学习针灸，并去了台湾和大陆专门学习针灸技术。1968年当他回到比利时后就开办了针灸诊所。1973年时，他的针灸技术已经比较娴熟，名声也越来越大，先是被邀请到一家荷兰医院，应用针灸麻醉进行了切除子宫手术。随后，又被比利时一家医院邀请，在100多例手术中应用针灸麻醉，手术范围包括肾结石、胆囊切除、输卵管结扎、输精管结扎、阑尾切除、腹腔镜检查等等。1977年他与W.Boermeester医生等共同创建了一所学校，开始了针灸教育，教学内容基本上参照法国和英国针灸学校的教学计划。可惜，办学不久，由于意见分歧，教师走出，成立了另外一所针灸学校。他的针灸学校也于1982年歇业。时至今日，Jos Struelens仍然活跃在临床第一线。在采访中他明确告诉我，尽管他本人是非医生针灸师，可是，他从来没有遇到任何法律纠纷，没有被医生针灸师起诉过。
Paul Rausenberger 出生于1936年的他是比利时另一位传播中医的先驱者。他本身职业是理疗师，后又去了美国学习整脊疗法，之后又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从1972—1980年一直在1972年成立于荷兰的The Anglo-Dutch College of Acupuncture担任教务长一职，在荷兰和比利时两地招收学生，进行中医教学，很多荷兰和比利时年长的针灸医生大都是从该学院毕业。1980—2001年，他本人于荷兰注册成立了European University of TCM（欧洲中医药大学），招生和教学一直延续到2002年。目前虽然他年事已高，不再此事中医药教育，但是仍然活跃在中医临床第一线。
Ludo Kenens 他本身职业也是理疗师，曾兼任比利时理疗师协会负责人。在任期间他开始面向理疗师传播中医药，将中医药理念和魅力正式通过学校课堂的场所，以教学的方式展现和传播给非医生从业者，引起了理疗师的极大兴趣。这个举动现在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放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个时代，那可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因为，当时法律底线是不允许任何其他人公开从事医疗这一受保护专业。这一缺口一经打开，中医的洪水就势如破竹，一泻千里。从此，理疗师针灸师和医生针灸师之争和割据就开始上演了，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Walter Vandewalle 他本身职业也是理疗师。1978年他与Walter Boermeester医生等人有鉴于针灸热潮汹涌澎湃，关掉了自己的理疗师诊所，变卖产业，举家搬往至比利时安特卫普附近，倾其所有，创建了比利时第一所正规的针灸学院——精明中医学院（Jingming）。20世纪70年代末的比利时与欧洲其它国家一样，当时的通讯工具和手段与目前的技术还有本质上的差别，大多是通过书信联络或者是电话邀请，甚至是上门宣传，每接受一个学员他和他的妻子都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财力和精力。由于他在办学上的成功，随后的其它中医针灸学校也都效仿他的理念和经验，引入了相互竞争的机制，对于中医针灸来讲倒也不是坏的消息。Walter Vandewalle本人今年已近80岁了。为了采访他本人，我与他相约，于2016年1月10日专程去了他们家，看望了他们夫妇俩（见图1），并邀请他们一起去了饭店吃饭。可惜的是他已经患了早期老年痴呆症，对过往他只是记得他与他的妻子白手起家，在比利时创办起第一所正规严格的中医针灸学校，而且他还记得那是在1978年在他人生最困难的时候起步的，那一年他接受了心脏手术，即使那样，他也没有丝毫降低办学热忱，没有停止办学，而且一直干到他退休。退休之后，他们夫妇俩依靠着微薄的养老金度日，目前居住在较小的租用公寓房里。当谈到目前的生活状况时，他们夫妇俩流露出的是对今后生活的担忧和不安，而浮现在我面前的是26年前亲眼所见到的他们夫妇为中医针灸奔波的身影。现今看到一对曾经为中医针灸传播和教育奉献一生的老人夫妇、老校长晚年的生活困境和身体现状，令人不胜嘘唏。
图1 2016年拜访Walter Vandewalle夫妇时拍摄的合影
3 医生针灸师与非医生针灸师的权益相争
在比利时从事医疗检查、诊断和治疗一直以来都是西医医生的权力（益），受到法律保护。当医生这一权力（益）一旦受到挑战和威胁，医生针灸协会或者医生针灸师个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拿起法律武器去捍卫自己的合法地位和权力（益），并将对方绳之以法，扼杀在摇篮里。1967年11月10日颁布的皇家法令第78条（KB78）就以法律的形式再次确定了医生的独特权力以及相关医疗人员的职业规范。而当中医，特别是针灸在比利时出现在公众视野时，医生针灸师与非针灸师的权力之争就形影相伴而产生了。在比利时从事中医或者针灸职业的大体可以分为3类人：西医医生、理疗师和其他人员。其他人员就是指既不是医生，也非理疗师的普通中医针灸爱好者，也包含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或者台湾、毕业或者进修过中医针灸的华人。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现在。
上面讲到的Francois Beyens医生在布鲁塞尔成立的那个医生针灸师协会除了上述职责之外，还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任务就是保护针灸成为医生针灸师的职业专利，巩固医生针灸师的地位，反对任何其他人使用针灸治病和从事医疗活动。一旦发现他人踏入针灸领地，法律纠纷将是不可避免。可以起诉他人针灸医疗活动的不仅仅是这个医生针灸师协会，任何一个西医医生都有这样的权力和职责。
另一个有趣的插曲是比利时医生联合会一般不介入医生针灸师与非针灸师之间的法律纠纷。1979年比利时医生联合会声明：我们不会回答针灸是否是医学一部分这样的问题。可是，一年之后该联合会又行文指出确认针灸是一种医学技能，也就是从侧面说明非医生针灸师从事针灸实属违法[5]。
无论是医生联合会间接不介入针灸是不是医疗行为，还是一年之后承认是医疗行为，比利时医生针灸协会自从成立之后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应用法律武器来讨伐非医生针灸师的从业行为，并一直延续到1999年新的关于替代疗法的法律草案颁布之后。 尽管处于如此高压状态，法律武器确实震慑了一大批本打算学习中医针灸的人士，而生怕惹上法律纠纷最终放弃的后继者。可是，中医和针灸的声誉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比利时民众在常规西医治疗乏效时开始尝试中医针灸这一古老而神秘的治疗手段。由于确切的疗效，神秘而又美妙的文化背景，所以，民众对中医的热情从来没有减退过，相反，日益高涨。从60年代针灸在比利时开始兴起到90年代末，确有非西医医生人员从事针灸而被提起公诉，被法庭宣判有罪。不过十分有趣的是法庭在对他们宣判有罪的同时，仅仅予以一定数额的罚款，判决生效之后并没有限制或者停止他们继续从事针灸临床。
可见，法院也是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这个即成事实。这个现实尽管不合法，但是合情合理，被大众接受。所以，这些判决对非医生从事针灸工作并没有真正起到恐吓作用，非医生针灸师仍然不断出现，为民治病。上面介绍的数位对中医针灸在比利时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员中，除了前两位是西医医生之外，其余都是非医生针灸师。他们对中医针灸推动、教育和临床一刻也没有停顿下来。也正是由于这些非西医医生的不懈努力和顽强拼搏，以实际行动和疗效证明了中医针灸的伟大和优势，中医针灸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笔者于1997年就受到来自比利时医生联合会的起诉，法庭初审判决我是非法行医，并出现在当地报刊上，对我十分不利。对此，我上诉中级法庭，出示了大量资料，包括我的教学计划和出版书籍，证明我的无辜和我从事的职业对于比利时民众来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专业。在中级法庭上，就连检察院的检察官都反过来为我辩护，法庭上一片喝彩，法官当庭宣布我没有违法行医，以我的胜利而告结案。我的判决结果对于整个比利时针灸界来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他非医生针灸师就可以鉴借我成功的案例来保证自己的从业安全。尽管法庭上法官可以考虑到大众对于中医针灸的热爱、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比较确切的临床疗效，网开一面，但是，法律法规还是神圣和严肃的，西医医生和家庭医生还是可以在任何时候拿起这个法律武器来起诉其他中医针灸从业人员，而致人于法律纠纷之中。
4 布鲁塞尔肾病事件对中医的误解
布鲁塞尔肾病事件是在无意间偶然被发现。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从1990—1992年，布鲁塞尔在短时间发生了多例年轻女性病人患有慢性间质性肾炎，从而引起了肾科医生的流行病学的思考，因为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出发，一般来讲这类病人患病率不是很高。1989—1990年期间，每年只有1例病案发生，而到了1991年出现了3例病案，到了1992年上半年已经发生了6例病案。肾科专家和流行病专家进而对布鲁塞尔7个肾透析中心的数据进行了采集，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中得知所有这些年轻女性病人都是在同一个减肥诊所服用了减肥混合药物而导致肾间质性纤维化，而并无肾小球炎。调查还发现这个位于布鲁塞尔诊所是以减肥而著称，在过去15年一直从事着减肥治疗，从未发生过任何医疗事故。可是，自从在原有的西药胶囊中加入了汉防己和厚朴浓缩药粉之后，事情的发展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出现了肾功能的损伤[6]。仅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肾病中心就有105例病人前来就诊。这些病人中有43例患有肾功能衰竭，12例肾透析，等待肾移植，31例成功进行了肾移植，30例进行了尸体肾移植，1例接受了丈夫的肾移植成功[7]。
这是第一次发生的大规模草药中毒事件，因此，比利时该事件在国际范围内引起巨大轰动。大量科学数据最终证实导致肾病事件的罪魁祸首是马兜铃酸。1992年在事件发生和公布的同时，比利时政府部门当即作出严禁厚朴和防己在比利时进口、流通和临床使用。此次事件之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于2000年6月8日发表了一篇比利时医学研究者Nortier等人题目为《泌尿系统癌症与服用中药（广防己）有关》的研究报告[8]，国际媒体上不时出现“中药可能致癌”等危言耸听的报道，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同时在网上列出了广防己等数十种含有马兜铃酸的草药和相关产品：包括马兜铃、木通、青木香等多味中草药和八正丸、当归四逆丸、跌打丸、龙胆泻肝丸、冠心苏合丸等十四种中成药，警告生产商、零售商、消费者这些草药有肾脏毒性和可能致癌。一时间中药不安全的言论继续在国际范围内发酵。
比利时肾病事件发生之后，世界肾病医学界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医学名词——“中药肾病”。中药在走向世界、服务民众的过程中已经步履艰难，将中药与肾病机械而又顽固地联系起来，对于中药声誉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为此，来自中西医许多医生，如美国的李永明博士[8]、樊蓥博士、陆卫东医生和以及来自英国的马伯英教授[9]等在这关键时刻先后挺身而出，捍卫了中医药的声誉。李永明博士在美国最权威的临床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撰文指出从这次肾病事件中的用药处方和实验依据来看，事故的发生是由于汉防己被误以广防己取代，汉防己本身没有马兜铃酸，而没有可能导致肾病的可能性，误用含马兜铃酸的广防己是中毒的原因。此外，没有遵循辨证论治和中病即止的原则，因为在中药药典中，无论是汉防己还是广防己都是用于治疗关节炎的中药，从来没有关于减肥的记载。另外，这些中药都是在短期内服用，而布鲁塞尔的减肥混合药物平均服用时间在12个月。因此，从业人员不符合规范的培训是导致该事件发生的内在因素。
马伯英教授在《国际肾脏学》（Kidney International）杂志上更加旗帜鲜明发表了“该是取消中药肾病这个命名时候了”一文，认为这样的命名方法不合符疾病命名原则，是对中国和中药的误导，是不能接受的。将中药与肾病联系在一起会对读者产生误导，以为所有中药都可以导致肾病，而且，任何涉及种族歧视的命名都应该取消。
李永明博士[10]和马伯英教授义正言辞的观点博得了中医界的欢迎，并已经引起了西方医学界的共鸣。来自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医学院的Marc E. De Broe教授就于2012年在“Kidney International”杂志上发表文章，支持取消使用中药来命名这个肾病，主张采用“马兜铃酸肾病”[11]。经过上述专家的中肯意见表达，目前这一疾病已经基本上学术界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在国际权威专业书籍中也都使用了“马兜铃酸肾病”这一疾病名称。中医专家在捍卫中医声誉过程中打了一个漂亮仗。也是通过这一事件，国内中药监管部门以及中药生产厂家都在全方位注意中药品种，严格把握质量检验关口，含有马兜铃酸的多种中药，诸如关木通、广防己、青木香、天仙藤、马兜铃、天仙藤、细辛、威灵仙、青香藤、通城虎、南木香等，都已经很慎重选用。特别是在向国外出口中药原药或者中成药时，各项检查指标都比较严格控制，参照国际标准生产加工，坚决杜绝中药马兜铃酸中毒事件的发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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